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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忆白蓝的医务室,那是一幢红砖砌成的二层小楼,离劳资科那幢办公大楼有两百米远。医务室在二楼走廊的尽头,去那里,必须经过工会,经过团支部,经过图书馆,经过计生办。在那间屋子里,只有白蓝一个人。

那幢楼被厂里人称为“小红楼”,这个词后来变成腐化堕落干部的代名词,九十年代初还没有这种说法,大家以为腐化就是贪污钱财、轧姘头、走后门拉关系这些简单的事,轧姘头最多也就轧一个。这说明人们没什么想象力,日子过得苦哈哈的人,也就只能想到这个地步了。

小红楼造于五十年代,过去是厂办公室,后来不够用了,才造了五层办公大楼。这幢四十年历史的小楼造得并不考究,水泥地板,走廊的光线很差,但它非常结实,这也是那个年代的建筑物共同的特点,防震,防水,还防炸。墙体上隐约能看到早年的标语,用石灰刷的硕大的黑体字“工人阶级领导……”,后面的字就认不出来了。这种标语我在我爸爸厂里也见过,后面两个字应该是“一切”,所谓一切,其实是个虚指,等于什么也没领导。我也曾经琢磨过这个问题,看看我身边的工人,老牛逼,歪卵,以及所有的姿色阿姨们,都什么歪瓜咧枣,让他们去领导一切,简直是个笑话。我也是个工人,我自知领导不了一切,连一切的零头都没戏。二十岁那年,我接受一切的领导,剩下的时间就站在小红楼下面,看着医务室的窗口发呆。

我打听过白蓝,从工人圈子里得到的小道消息,说她是北京一所医科大学的,也不知为什么,被学校开除了,只能回到戴城,在糖精厂里做一个厂医。厂里关于她的谣言很少,因为她不爱跟人说话,也不搞男女关系。她二十三岁,长得也漂亮,按理说,这样的姑娘应该谈恋爱,至少被一群小伙子包围着,厂里也不是没有这种事,比如小噘嘴,她身边永远有几个科室男青年跟着,替她打饭,陪她聊天,从来不会让她孤单。她要是孤身一人的话,那肯定是去上厕所。这就是所谓的护花使者吧。但白蓝身边没有这样的人,她是冷清而傲慢的,平时躲在医务室里看书,中午打饭就让图书馆的海燕替她随便带一点吃的,她也从来不去厂里的澡堂洗澡,一下班就骑上她的飞鸽回家了。她就是那个样子,仿佛一个嫁接过来的果实,在无花无果的季节,独自挂在那幢昏暗的小楼上。她几乎被工厂遗忘,像我这样又不吃药打针又不做妇科检查的学徒,本来不该认识她,但是,老天爷非要把我的头砸开,这也没办法。

她在医务室几乎没有什么工作可干,每年的妇检都是计生办请医生过来做的,不用她亲自动手。平时她就管些最常见的药,感冒通板蓝根黄连素什么的,这种药众所周知,也没什么效果,也吃不死人。当然,她还负担一个责任,就是给厂里的工人做急救,比方说我和德卵这种倒霉蛋。但是,此类工作也纯属偶然,半死的人交到她手里,真要弄死了也不能怪她,她自己大学都没毕业,也不知道是怎么混进厂里来的。

我爸爸说过,厂医是最不能相信的。这种人很难伺候,你需要他们做医生的时候,他们就说自己是工人,你真要把他们当工人使唤,他们又说自己是医生。两头占便宜的人最不能交往,这是我的经验。他们农药厂的厂医是个老头,以前做赤脚医生的,医术很差,胆子更小,曾经有女工被硫酸溅到胸口,送到医务室,按说应该把衣服扒开,用自来水冲。老头明知道急救措施,偏偏就是不肯扒衣服,他看着女工的胸部拼命搓手。在那一瞬间,他并没有感到自己是个医生,而是他妈的Man,并且是个道德正派的Man。这事情在农药新村人人都知道,连最没有文化的老太太都说,这根本不是医生,而是吃狗屎的。

与之相比,我遇上白蓝完全是运气,她不但在医务室把我的衣服扒了下来,还用听诊器在我胸口挪来挪去,后来我们熟了,她还给我提过很多饮食方面的建议,她甚至预言我在三十岁以后会变成一个啤酒肚,让我少吃点猪下水和可乐。假如你认为这是一个医生应该做的,那就大错特错,她只是个厂医,厂医应该是农药厂的老头那样,只要道德正派,随便谁死了都跟他没关系。

厂里的水退去之后,我去上班,看见医务室的窗子关着,我知道她不在,但不死心,还是上去看看。医务室的门关着。隔壁图书馆的海燕告诉我,白蓝发烧了,一直在家休息。我悻悻地往回走,在黑暗的走廊里,点起一根烟。我想起她抽烟的样子,细细的一缕烟从嘴里吐出来,不像我这样,总是从鼻孔里往外肆无忌惮地喷烟,搞得自己好像是喷气式飞机。她这种抽烟的姿势很好看,并且她还教我给女士点烟。若干年以后,我在饭局上,凡有女士把香烟叼在嘴里,我必定会在同一时间送上一朵温馨的火苗,搞得人家很感动,但我在其他方面的表现很差,上楼下楼应该走在女士的前面还是后面,我他妈永远搞不清楚。事实证明我不是个绅士,只是在点烟这件事上条件反射而已。

有一天我在河边的泵房独自拆水泵,那地方脏得要命,还闹耗子。化工厂附近的耗子无人敢惹,都是吃猪下水长大的,身材肥硕,看见人都懒得逃窜。我把那水泵拆下来之后,横穿马路,回到厂里,结果在厂门口遇到了白蓝。她脸色不错,本来应该寒暄几句,但那天我的心情很糟糕,一是因为我师父老牛逼退休了,二是因为耗子。

她看见我,对我说:“路小路,你怎么搞得这么脏?”

我回了她一句:“钳工不脏,那还是钳工吗?”我说完不再理她,拎着那个破水泵,灰头土脸往钳工班的方向走。白蓝说:“路小路,你过来,我有话跟你说。”我就拎着水泵走到她身边。她说:“中午你到我这里来一趟。”

中午我早早地吃完了午饭,并且换了一身工作服。我有两套工作服,本来应该换洗的,但我从来不换,也不洗,一套脏得像抹布,另一套则崭新如初。我穿着新工作服去医务室,心情稍微好一点了。

她独自在医务室,盘腿坐在体检床上看书,见我进来,便趿着鞋子下来。我问她,找我何事。她说:“我还问你呢,听说你来找过我?”我说:“也没什么事,过来看看你。德卵怎么样了?”

“已经出院了。”她皱着眉头说,“你不要老是叫人家绰号,很难听。”

“连厂长都有绰号。这又不稀奇的。”我说。

“那你有绰号吗?”

“有啊,我叫神头。”

她听了哈哈大笑。我却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。后来她说,路小路,不说废话了,你帮我做一件事。我问她什么事。她说,也不是什么事,只要在那里坐着就可以了,随便什么人进来,都不要动,也不用说话。我说:“这可不行,要是劳资科长胡得力跑进来,看见我这样,他会扣我奖金的。”白蓝似笑非笑地叹了口气说:“好吧,不是胡得力,是食堂里的秦阿姨。”

一说秦阿姨,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我们厂的食堂有一位胖阿姨,专门负责卖荤菜的,姓秦。她有一张红扑扑的脸蛋,比小姑娘还鲜艳,老远看上去好像是个唱二人转的。她每天站在食堂的荤菜窗口,既负责管理那些排骨肉丸红烧鱼片,同时也观察厂里的每一张脸。然后,她像所有无聊的中年妇女一样,专门给人介绍对象,也就是做媒婆。据说做媒婆会上瘾,一天不干这个,浑身上下都不舒服。秦阿姨致力于单身男女的开发工作,第一件事,先问你有没有对象,假如没有,她就开始掐着手指仰望天上的白云,嘴里还嘀咕着什么,好像是在对着老天爷念咒语,老天爷将从云层里扔下一个对象给你。然后她会忽然说,啊呀,某某车间的某某某你认识吗,你放心,包在我身上了。这是硬撮型的,还有代理型的,比如你看上了厂里的谁,就托秦阿姨去说合。秦阿姨做这种事情不但分文不收,而且还倒贴,你要是接受她的撮合,或者是委托她去说合,她就会在你的搪瓷饭盆里放上超级大的排骨,或者超级大的肉丸子。

据说秦阿姨还很认真,她从来不瞎撮合,比如说,科室男青年配化验室女青年,白班男青工配姿色中上的三班女青工,三班男青工配姿色中下的三班女青工,老光棍配寡妇,歪脖子配斜眼,就这么个配法。其实这也很科学,和博士娶硕士、硕士娶本科是一个道理。并且,秦阿姨有一种练达的人情世故,她对那些长相不错的姑娘小伙都抱有特殊的好感,好像是优质产品,但她不会去撮合这些人,她会给这些优质品介绍一个长相平庸、家底殷实的对象。照她的说法,这叫荤素搭配法。秦阿姨非常反对的就是我这样的,一个钳工学徒,垂涎于科室女青年,根本就是痴心妄想。假如我托她去给我说合说合小噘嘴,她最后一定会给我拉一个又有钱又难看的小丫头,并且,其有钱程度和难看程度成正比。

秦阿姨撮人,有一种不可质疑的力量。要是拒绝这种撮合,那你就完蛋了,那最小的排骨,那隔夜的肉丸子,都会出现在你的饭盆里。

那天我一听秦阿姨要来,就恭喜白蓝。我问她:“给你撮的是谁啊?”

白蓝说:“好像是宣传科的小毕。”

我不认识宣传科的小毕,我说:“噢,就是画黑板报的啊。”

白蓝说:“不要乱讲,宣传科不只是画黑板报。”

“但我只看见过他们画黑板报。”我顿了顿,故意问她,“那我应该走开才对啊,何必在这里做电灯泡呢?”

“她缠了我很久,我烦她,又不好意思赶她走。你在这里坐一会,她觉得没劲了,就会走了。”

“秦阿姨可没这么简单,她会一次又一次地来撮合的。”

“我就烦这个,没完没了。”

“顺便问问,这次是秦阿姨硬撮,还是小毕看上你了?”

白蓝脸上红了红,低声说:“小毕。”

我盘腿坐在体检床上,一双臭脚暴露在空气里,白蓝说我的鞋子有问题,会弄出脚气。当时我穿的是一双真皮运动鞋,说是真皮,其实是他妈的人造革,地摊上买的,根本不透气。我说这也没办法,贵的鞋子我买不起,而且也不适合穿着去拆水泵。白蓝问,厂里不是发劳动皮鞋了吗。我说这就别提了,那种劳动皮鞋穿在脚上,一天的工夫,就把袜子磨得前穿后破,我都赔进去十几双袜子了,工人师傅都是赤脚穿劳动皮鞋,我不行,我脚嫩。白蓝皱着眉头说:“也好,但愿能把秦阿姨熏跑。”

后来秦阿姨真的来了,她那两坨青春红非常的醒目,她后面还跟着一个人,高个子,白净脸,戴着一副眼镜。我猜这就是小毕,果然没错,我可没想到秦阿姨会把小毕也带来。那天因为有我在场,秦阿姨的声音压得非常轻,好像是地下党接头。白蓝也压低了声音,我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。倒是小毕,在屋子里随便走了一圈,打量打量医务室的摆设,眼睛扫过我,嘴角微微上翘,看起来是在笑,其实没有任何表情。

他和白蓝之间的对话是这样的:

“你好,我是小毕。毕国强。”

“你好,我是白蓝。”

“我还是第一次来医务室。”

“是吗?”

“经常看见你。”

“我倒不经常看见你。”

“因为我不常生病嘛。呵呵呵。”

“呵呵呵。”

“我进厂没多久。我是化工职大毕业的。你呢?”

“呵呵呵。”

“这里环境不错。”

“呵呵呵。”

趁着这个工夫,秦阿姨走到我身边,她先是看了我几眼,打算把我看毛了。一般来说,秦阿姨用这种目光看着你,就意味着你喜事上门了,不毛才怪。但我既然受了白蓝的委托,就得硬撑着。秦阿姨问我:“路小路,你在这里干什么?”

我说:“复查。”

“查什么?”

“脑袋啊。上次撞在水泵上,到现在还经常犯晕。”

“噢。”秦阿姨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,“是你的脚臭吧?太厉害了。”

“我现在什么都闻不出来,我脑子撞坏了。”

秦阿姨同情地看着我,说:“等你康复了,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。不过你还得把脚臭治好,用生姜水泡脚,不然只能给你介绍一个有口臭的女朋友了。”

我操,我一听这话,实在憋不住,哈哈大笑起来。秦阿姨你太可爱了,脚臭配口臭,我输给你。这种配对法简直是在做水稻杂交试验,我生出来的小孩可能是个脚臭与口臭的双料冠军,到时候拜托你给他找个腋臭的配偶吧。等我的孙子出生,他就是一个生化武器。

我这么笑着,打断了白蓝和小毕之间的对话。白蓝走过来,煞有介事地对秦阿姨说:“秦阿姨,你不要刺激路小路,他好像是脑干撞坏了,经常有过激反应。”我听了这话,几乎笑得要滚下体检床。

后来秦阿姨和小毕走了。小毕走的时候还跟白蓝握了握手,他那微微上翘的嘴角始终翘在那里。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,说明涵养很深。那时候我和白蓝说起小毕,我说,我很欣赏他的嘴角,总是翘着,他笑起来是用胸腔共鸣,很节制地笑三到四声,笑三声是表示好笑,笑四声是表示很好笑,他的笑声总是第一声比较重,渐次减弱。我想小毕最后会成为毕科长乃至毕厂长的吧?白蓝说,观察得挺仔细啊,你也这么笑笑,也能做科长吗?

我说,我不行,我钳工一个,这种笑容出现在我脸上,那就是我脑干真的被撞坏了,或者,别人会怀疑我偷了厂里的东西,搜我的包。我天生嘴角下垂,一副图财害命的样子,但厂里的保卫科管不了我图财害命,所以也不会搜我的包。至于笑声,呵呵呵,或者呵呵呵呵,我都学不来,我笑起来是先弱后强,越笑越厉害,这他妈还是像个图财害命的。

白蓝说:“路小路,你有妒嫉心理。”

我叹了口气。九二年,在小毕身上我看到了我所有的理想,化工职大毕业,宣传科画黑板报,白白净净很斯文,并且,他妈的,连对于女人的口味都如此相似。但我还是一个修水泵的小厮,我看起来是没指望了。

那时候她听我说到这些,化工职大,宣传科,她就静静地听着,也不笑,也不插嘴。她说我妒嫉小毕,只说了这么一次,后来她说这种感觉不是妒嫉,最多只能算是艳羡。我不知道艳羡是什么意思,大概是非常非常羡慕吧。我问她,艳羡和妒嫉有什么区别。她想了想说:“妒嫉嘛,你就会去破坏人家,可是你也破坏不了小毕,所以只能是艳羡。”我觉得很不是滋味,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后来她遇到我,对我说:“那天的事谢谢你。秦阿姨再也没有找过我。”

我说:“操,她是没找过你。但我吃了一个礼拜的隔夜肉丸子!”

那年秋天,因为我跑得够快,骑三轮不要命,所以救了德卵。厂里说要嘉奖我,给我发了三十块钱的奖金。我在化工厂干过很多好事,无一报答,也干过很多坏事,也无一报应,唯独这一次拿到三十块奖金,回去对我妈说,我妈很开心。她说小路终于长大了,以后她生病,我也可以骑着三轮送她去医院。

我把这事情说给白蓝听,我说,德卵这条命就值三十块。白蓝说:“别太得意,上次农民工救了你,一毛钱都没有。”

我说:“我不是这个意思,救德卵主要是你指挥得当,该嘉奖的是你。”

她说:“我是医生,我救人是职责,出了岔子要处分的,你跑得慢会被处分吗?”

她这么一说,我又觉得自己很伟大,我说:“对对对,你是恪尽职守,我是助人为乐,性质不一样。”

她翻了我一个白眼说:“你好像还挺有文化的,居然会用成语,这样的钳工我可没见过。”

我说:“操,承蒙你看得起,不如咱们去把这三十块吃掉吧,我请你吃肯德基。”

九二年的时候戴城开了一家肯德基,顾客人山人海。在此之前,戴城是一个脏了吧唧的城市,马路边上永远泛着油光七彩的脏水,大排档就在脏水之上开张。戴城的餐馆以面馆为主,这里的人爱吃很细的龙须面。所有的面馆里都飞着苍蝇,那些吃过的面碗,服务员把汤水倒掉,在一个脸盆里涮一涮,接着又端上来。即使是比较高档的餐厅,也不会有空调,只有电风扇,冬天就更别提暖气了。至于那些服务员的脸色,一个比一个像茄子,经常能在街上看到服务员和顾客打架,一群顾客打一个服务员,或是一群服务员打一个顾客。

那时候吃面都是抢座位的,具体来说,跑进一个面馆,看到人山人海,就瞅准一个空凳子,拎在手里,然后去账台买票,再拎着凳子去灶台领面,最后再把凳子放下,坐在那里吃面。假如不曾抢到凳子,最后很有可能站着吃面。戴城人认为,站着吃面是叫花子,丢祖宗的脸。有些面馆很狡猾,故意用那种条凳,总不能举着个条凳去领面条啊。为了抢坐这个条凳,最后也会酿成斗殴,条凳就成了凶器。

戴城有了肯德基以后,大家好像开窍了,渐渐明白什么叫吃饭。吃饭得窗明几净,得有音乐,不能飞满苍蝇,最起码服务员不能打顾客吧。人不是猪,不是一辈子都只能接受茄子脸的,所以人类会进化。你可以说人类是一代一代进化的,但是在九十年代看来,很像是一年进化一次。九十年代就是这样奇怪。

我和白蓝在快餐店里坐着,我对她说,我高中时代的理想,是去做营业员。她乐了,说营业员都可以成为一个人的理想,这个有点出乎意料。我就说,我初中时代的理想更不靠谱,是跟着我堂哥去收保护费。她问,那你小学时候呢。我说我想不起来了,小时候的事情,想当解放军,想当警察,想当画家。我画画不错的,画女人脸尤其拿手。

我又要说到小毕了,我说:“小毕在厂门口画黑板报,我看见了。”

白蓝看着我,若有所思地说:“路小路,你应该去读书。”

“我爸爸会把我搞进化工职大的。”

“化工职大已经停办了,不再招生了。你不知道?”她说,“你还记得化验室那个胖胖的姑娘吗?她是厂长的女儿,今年要去读职大,也被退回来了。”

“那她怎么办?”

白蓝生气地说:“我们现在在说你。你怎么办?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你应该去读自考大学,或者夜大。这样对你有好处。一辈子做钳工?”

“那种大学要自费的。”

白蓝说:“到底是我白痴还是你白痴?”

她真的生气了,只顾嘬可乐,眼睛看着窗外,做出不想理睬我的样子。说实话,我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,假如当初我不是进工厂做学徒,而是在马路上贩香烟,现在就应该在做买卖,应该在进货,应该在数钱,而不会有时间去考虑成人大学的事情。我可以什么都不想,把香烟事业越做越大,从地摊发展到杂货店,再发展到饭馆,然后我差不多就老了,可以去死了。我没想到做钳工是如此地复杂,令人头疼。钳工的一生真他娘的漫长,看不到尽头。为了让她高兴一点,我就问她:

“白蓝,什么叫子宫脱落?”

她睁大眼睛。“你说什么?”

事情是这样的,有一天我到厂里去修水泵,听见几个上三班的阿姨在聊天,一个说自己有子宫脱落,另一个说,那就好办了。我心想,子宫脱落无论如何也是一种病,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脱落的,会脱落到哪里去,但肯定不是好事,怎么会好办呢?我揣着这个问题去问老牛逼,老牛逼说,子宫脱落就可以调出车间,去干些比较轻松的工作,比如看仓库啊,看水泵啊。

当时我们厂里有很多女工,据说,她们的病例卡上都有着相似的毛病,不是子宫肌瘤就是子宫下垂,反正都是些妇科病。如果让她们去上三班,她们的子宫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。厂长可以辞退工人,可以让工人去干最苦最脏的活,但厂长不能让中年女工的子宫掉下来,会被她们的家属砍死。这就是工厂的生存哲学。由于子宫脱落具有如此好的待遇,据说我们厂的女工,一旦生了小孩,立刻就会给自己去弄一张子宫脱落的证明,一度二度三度,车间主任见了非常头疼,那么多子宫脱落的女人,到底该照顾谁呢?车间主任很可怜,无论他照顾哪个女的,别人都会说他跟那女的上过床,不用大家起哄,车间主任的老婆就会杀到厂里来。

白蓝说:“你一个小学徒怎么问这种下流的问题?”我说这是生理卫生问题,不算下流,只是有点恶心而已。再说,秦阿姨要给我介绍女朋友,万一她给我找一个子宫脱落的,我糊里糊涂上当,那不是很惨吗?

“好吧,你听着。”白蓝举起一块炸鸡说,“呶,这就有点像女人的子宫。”我听了头一昏,嘴里的炸鸡脱落在盘子里。白蓝继续说:“女性生育以后子宫下垂,严重的就会脱落,犯这个病的人不能从事强体力劳动,得养着。知道了吗?”

我问:“她们是真的脱落还是假的脱落呢?”

“路小路,你太无聊。”

白蓝被我气得噎住了,要是我真的娶了她,她将来很可能是被噎死的。后来我们在街上走,她走得很慢,也不说话。那是一个黄昏,天色早早地黑了,这说明秋天就要过去了。十多年前,我在工厂里,下午四点就下班,天色都是很明亮的,可以吃一顿点心再回家,可以在街上闲逛很久。如今则完全相反,办公室里很明亮,下班走到街上就发现天色昏暗,霓虹灯下影影幢幢的人群在挤公交车,这种感觉好像坐国际航班,必须倒一倒时差。我说的是上海。

那天,我对白蓝说,其实我只是想逗她开心,子宫脱落,我认为很好笑,但她不觉得好笑,那我就不说了。白蓝说,她不喜欢工厂,不喜欢那里的人,也不喜欢那里的话题。我说,我也不喜欢,并且不喜欢别人叫我小学徒、小钳工,但我认为这些不喜欢并不值得让我生气,因为它们都是很真实的事情,并不是造谣,也不是梦想。梦想和造谣有异曲同工之妙,它们都会使你愤怒,乃至扭曲。假如工厂是现实,那么,子宫脱落也是现实,一点都不荒谬,我愿意去谈论这些,用一句冠冕堂皇的话说,叫做正视现实。

我们推着自行车走到一条小街上,两侧高高的围墙,里面种着梧桐树,有一些枯叶掉落在街上。她用皮鞋踩着落叶,每一片叶子都发出嘎吱一声,她说,这些树叶在夏天的枝头被风刮出沙沙声,秋天掉落在地上,被踩出嘎吱声,每一片树叶都能发出它们独自的声音。沙沙声也很美,嘎吱声也很美。她说:“踩过的枯叶,你再去踩它,就不会有声音了。”

后来,我想吻她。我们推着自行车,有经验的人都知道,推着自行车接吻是很不方便的,尤其不适合初次接吻。而且,谈恋爱的时候,想接吻就不能说话,得保持沉默一段时间,你不能一边说话一边索吻,这是找抽。我有点怕白蓝,这个人不太好相处,用书面的话说,有点喜怒无常。我想起她三版女郎的造型,给我买烟,这是我不能忘记的。一想到这个,我就有点昏头,想去吻她,然后干点别的,但我们之间隔着自行车,很碍事。当时我也年轻,其实满可以说:“我们谈恋爱吧。”等她答应下来,再找个地方细细地吻。但我压根没想到这个,我就想到了吻,又够不着。我不说话,心里想着这个事,由得她在马路上独自抒情。后来,我放弃了在马路上吻她的念头,还是医务室比较清净。她以为我在听她抒情,其实我心里一片焦急,动的全是坏脑筋。

晚上我送她回家,她住在新知新村。那是戴城大学的教职员工住宅区,是一个知识分子比较密集的地方,和农药新村完全不一样。农药新村满世界跑鸡鸭,根本是个大农场,新知新村则很安静,一排排窗户里都透出橙色的台灯光。四周草丛里,只有秋虫的鸣叫,我们轻轻走过,虫声停顿,等我们走远,它便继续歌唱。这种停顿仿佛在向我和白蓝致敬。农药新村这个时候是家庭卡拉OK的黄金时间,无数个麦克风同时向着夜空发出鬼哭狼嚎声,好像是罗马尼亚的哥特城堡。

她说:“到了。”停车,上锁。我问她:“就送到这里吗?”她点点头,对我说:“今天说的话,你好好回去想想吧。”我说我知道了,成人大学,既然上不了化工职大,那就试试成人大学吧。后来我目送着她上楼,三楼的某一个窗口,灯光亮起来,我想那就是白蓝的家。

那是我第一次去新知新村,那地方很安静,给我的感觉很好。我回到农药新村时,心想,妈的,又要忍受那无穷无尽的卡拉OK,结果那天还真没有卡拉OK。有两户人家用麦克风在吵架,100分贝以上的脏话带着混响效果在农药新村的天空中盘旋。我希望他们用杀猪刀砍来砍去,死光了就安静了,但他们不砍,他们很有耐性地对着麦克风骂:“操你妈哟哟哟哟哟。”这种创意简直可以让周围的人都去自杀。这就是我生活的地方。

九二年秋天,厂里出了个不大不小的事。那是我请白蓝吃饭的第二天,所以记得特别清楚。人年纪大了,很多记忆都要借助于其他记忆才能重回我身边,好像往日寄出的信,很多年后被退回,自己拆开读着,自己都会觉得有点新鲜。那天我本来是要去医务室索吻,我都想好了,该怎么起承转合,该怎么循序渐进。我高中时候也吻过女孩子,我们同校的女生,成绩很差,长的不赖,她稍微扭了几下,随后就范。之后我就经常去吻她,她也不反抗,甚至懒得扭几下。我想,接吻就是这么个前倨后恭的事情吧。

那天我想着索吻的事情,拆水泵的时候手脚就慢了点,耽误了很久。后来听见有个女工在喊:“不好了,快去看,仪表室的阿芳爬到烟囱上去了!”然后,化工厂的工人就不上班了,扔下手里的活,纷纷往锅炉房跑。

我们厂的锅炉房,有个大烟囱。这话等于放屁,哪个厂的锅炉房都有烟囱。我们厂的大烟囱有三十米高,又粗又壮,建造于五十年代。一般来说,工厂的烟囱上都有钢筋把手,像梯子一样,以便修理工爬上去。我们厂的钢筋把手很奇怪,把手之间的距离特别短,好像儿童乐园的冒险之路,小孩都能爬。这很危险,偏偏厂里还不把这条巴别塔的通道锁起来,只挂了一个牌子:危险,闲人勿上。想自杀的人管你这个?爬上去再说吧。

阿芳就是这么爬上去的,爬的时候没人发现,上去二十米她觉得脚软了,就挂在了那里。被人发现之后,厂里所有的人都跑过来围观。关于阿芳的事情,简单来说,是她和一个科员谈恋爱,被群众揭发出来。科员是有老婆的,该老婆是厂里著名的老虎,和我师姐并称东邪西毒。老虎说,她要把阿芳的X挖出来。这种话,在一般人听来,只当是威胁,但我这种见识过老虎的人就知道,她说得出做得到,在这个世界上她除了自己X不肯挖,其他任何人的都无所谓。我要是阿芳,我也得爬到烟囱上去,遇到老虎最好的办法就是爬树嘛,小时候老师教过(我那小学老师,专门教我们怎么对付老虎狗熊鳄鱼,也不知道为什么)。

阿芳不但要爬上去,还要跳下来,这就成了大事。化工厂的烟囱,有史以来,仅有三个人打算这么干。第一位是在六一年,粮票让人给偷了,那时候丢了粮票就等于判了死刑,他爬上去十米,因为饿,再也爬不动了,另外爬得太高也不便于和下面的人沟通。厂里的领导过来劝他,化工厂毕竟不是专政机构,还是讲点人情味的,领导也不想就这么死掉人。这位死活不肯爬下来,但是也不肯蹦下来,十米和三十米其实是一样的,无非是摔得够不够碎。这位对着领导狂喊:“我要吃包子!我要吃肉包子!”领导说,给你吃,都给你吃,你下来就给你吃。这位不信,下来了怕被厂里处分。后来僵持时间太长,大家都没辙,从食堂里请来了大师傅,大师傅用勺子敲着饭盆喊道:“开饭啦开饭啦,猪油菜饭加咸肉。”周围的人眼睛都绿了,上面这位一看架势不对,再挂在烟囱上很可能什么都吃不到,立刻出溜了下来。脚一着地,就被保卫科架走了。

第二位是七一年,厂里的破坏分子,具体破坏什么就不知道了。他是在早晨的雾气中爬上了烟囱,他爬到了顶上,周围一个人也没有,他在上面抽了根烟,大概还坐了一会儿,然后就跳了下来。后来察看现场,就是在烟囱顶上发现了个新鲜的烟屁股,推断他是从三十米的高度往下跳的,其实二十米和十米都能摔死,不用爬那么高,但他还是爬了上去,大概还看了看风景,但据说那天雾很大,什么都看不见。站在烟囱上,往雾里跳,有一种如痴如醉的感觉吧?我这也是瞎猜,我也没上去过。

阿芳是第三个。她挂在二十米的高度,显示出爱情的力量。为了包子可以爬十米,为了爱情可以爬二十米,如果爬到三十米的顶上,那就什么都不为,只为了想死。由此可见,爱情是高于饥饿的,但不能高于死亡。

我跑到现场,只见人山人海,全是不蓝不绿的工作服,中间夹杂着几件橄榄绿的警服,那不是警察,而是化工厂的厂警。这些人全都仰着头,好像集体出鼻血,在所有视线聚焦的点上,仪表维修女工阿芳悬挂在烟囱壁上。那天天气真不错,烟囱冒着白烟,天上的云是鳞片状的。由于距离很远,我只能看见个火柴盒大小的人影,看不见她的脸,但我身边的人好像有特异功能,七嘴八舌说:“她在哭!她在发抖!她要跳下来啦!”我心想,这要是跳下来,肯定不是摔在水泥地上,而是摔在一大片脑袋上。有几个阿姨憋不住,开始掉眼泪,说这孩子太可怜了,被干部诱奸,只能爬到烟囱上去寻死。

那天厂里的主要领导全都开会去了,只剩下一个管销售的副厂长。别人请他去主持局面,他挠头说,爱情问题,我一个管销售的解决不了哇。于是去请宣传科,宣传科平时只管画黑板报,从来没有这种FacetoFace的经验,科长很犹豫,下面的工人就说,你们他妈的一群倒B。科长听了,就拎了个电喇叭,点齐了十二个宣传科员开赴现场,其中就有小毕。

那天我扒开人群,往里死钻。我钻到人群核心处,看见了白蓝。其实她在这里也派不上用场,阿芳真要跳下来,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确认死亡。但围观的人认为她是厂医,至少应该负点责任,她就站在那里喊:“阿芳!阿芳!”我捅了捅她,说:“我爬上去抱她下来。”白蓝说:“没你什么事。你上去?她一脚就能把你踹下来。”我说不要紧,绑个安全带就可以了。这时阿芳喊道:“你们都不要上来!上来我就跳下去!”

白蓝说:“去把王陶福找来!”王陶福就是那个诱奸犯。厂警很开心地说:“王陶福被他老婆打伤啦,今天没上班。”白蓝傻了眼,问我:“那怎么办?”我摇摇头,我也想不出办法,这不是骑三轮玩命,这是爬烟囱,要是我爬上去她就跳下来,那我就成了比诱奸犯还可怕的诱杀犯。

后来,宣传科过来了一帮人,取代了白蓝和我的位置。工人看了这架势,就说:“这宣传科,十三个酒囊饭袋。”宣传科长也不理睬工人们,举起电喇叭,试了试声音,然后就对着阿芳喊:“阿芳,你这是破坏生产的行为,马上下来,立刻下来!”烟囱上的阿芳放声大哭。宣传科长又喊:“阿芳,王陶福已经被他老婆打伤了,你们的事情,厂里会处理的……”后面的阿姨听了,把手心里的瓜子全都扔到了科长的后脑壳上,说:“要死啊,你干脆直接把她推下来吧!”科长举着电喇叭大喝:“不许起哄,全都回去上班!”后面的工人说:“滚你妈的蛋,猪猡!”

这时,小毕一把抢过宣传科长的电喇叭。小毕很镇定,他很威严地对后面的工人说:“大家安静,不要闹,救人要紧。”工人听了这话,居然都安静下来。小毕举着电喇叭,很温和地对阿芳说:“阿芳,我是宣传科的小毕。我们谈谈吧。你今年多大了?”阿芳在上面说了一句什么,我也听不清。小毕却神奇地听清了:“噢,你二十四岁了。二十四岁的人,怎么还这么爱闹别扭呢?你要相信厂里是会保护你的,会为你说话的,厂里不会因为这点事情毁了你的前途的。我们也不会允许谁来伤害你的。”后面的工人听了,哗哗地鼓掌。小毕说:“如果有谁要在厂里胡作非为,我毕国强第一个不答应,我第一个站出来为你说话!”这时,宣传科的汪阿姨接过喇叭说:“小毕是化工局毕副局长的儿子,他说的话,阿芳你还信不过吗?”后面的人听了,又发出噢噢的惊叹。

总之,阿芳最后下来了,而出风头的是小毕。过去人们只知道宣传科来了个白白净净的青年,平时也不大说话,现在大家知道,他是毕副局长的儿子。他后来成为全厂科室女青年的偶像,一点都不奇怪。小毕的镇定和机智征服了阿芳,也征服了阿姨们,他非常准确地抓住了阿芳的心理:其实她不是要自杀,而是要避老虎。阿芳下来之后,小毕看见她腿上和肘上擦破了,就对白蓝说:“先带她到医务室去吧。”与此同时,他驱散了围观的人群,让大家正常上班去。白蓝牵着阿芳的手,往医务室走去,一路上阿芳还在哭,把头靠在白蓝的肩膀上。我混在剩余的闲人之中,也往医务室去。

白蓝在医务室里为阿芳擦了点红药水,围观的人照例堵在门口。忽然,楼梯口传来一阵罗唣,有人大喊,不好啦老虎来啦。我只感到眼前一阵旋风掠过,王陶福的老婆像闪电一样出现在医务室,举着五根指甲扑向阿芳,并且喊着:“我挖了你的X!”这婆娘足有150斤重,黑脸,歪嘴,头发像钢丝一样。她其实不是老虎,而是野猪。那时候干部们都回办公室了,医务室里除了白蓝以外,就只剩下十几个看热闹的闲人,谁也没想到王陶福的老婆来得这么快,这么迅猛。王陶福的老婆咆哮说:“装死给谁看?跳楼啊,我跟你一起跳!”

假如我一生中所经历的场景都可以倒放,以慢镜头的形式一遍遍重新来过,那么,医务室的那一幕肯定是排名前五位的经典镜头。白蓝像橄榄球运动员一样扑过去,抱住了老虎的腰,准确地说,是用整个身体抵住了老虎。老虎疯了,抓住白蓝的头发使劲摇晃,白蓝一声不吭,猛地张嘴,吭哧一口咬在了老虎的腰里。

在一片惊叫声中,我看见阿芳从体检床上跳上窗台,她的身影在依稀发黄的树冠上一闪而过。

定格。

早在十多年前,我便知道,暴力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,不但会弄伤别人,自己也会受到惩罚。但暴力不是天生的,在某些时候,暴力甚至就像上帝的骰子,可以光顾任何人。好比我来说,从进厂那天起就不爽,老想找人比划比划,最后呢,只能去和水泵比划。我一身油污,面如死灰,走路摇摇晃晃,形同杀胚,但我其实很少有机会打人,这说明上帝的骰子没有掷到我这一边,肾上腺激素再旺盛也是枉然。与此同时,上帝看中了白蓝,一个和平主义者,居然把老虎咬得哭了。

那天我们趴在窗口往下看,阿芳躺在一棵树下,她也在哭。她还能哭就好办了,厂里派一辆车,把她送到医院里一查,胫骨骨折。这都是题外话了。工人都跑光以后,老虎也被保卫科带去交待问题,一路上哭哭啼啼的,自知闯了大祸。下午,钳工班让我去甲醛车间拆个水泵,我心想,万一再把老子熏昏过去,这回白医生估计不会有心思抢救我了。我就让魏懿歆替我去拆水泵,自己又换了身干净的工作服往医务室去了。

我推开医务室的门,里面一个人也没有。隔壁图书馆的海燕走过来,告诉我,小毕来找过白蓝,两个人出去了。她冲我眨眨眼,我什么也没说,往体检床上一坐,点上一根香烟,等着白蓝回来。

我就这么独自坐着,坐了很久。我总觉得自己需要去想一些问题,严格地说,是思考。我现在三十多岁,回望自己的前半生,这种需要思考的瞬间,其实也不多,况且也思考不出什么名堂。我的前半生,多数时候都是恍然大悟,好像轮胎扎上了钉子,这种清醒是不需要用思考来到达的。每次我感到自己需要思考,就会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,并不指望自己能想出什么好办法,有时候糊里糊涂睡着了,有时候抽掉半包烟,拍拍屁股回家。

医务室是如此的安静。世界上的一切安静于我而言都是好的,假如我是个流氓,往那里一坐,就可以说,打打杀杀的日子我已经过厌了。但我不是流氓,而是修水泵的学徒,打打杀杀的是别人。我只能认为,安静是一种好,即使毫无理由,我也想安静安静。

大约两个小时之后,白蓝从外面进来,她看见我,愣了一下。我坐在体检床上,晃荡着两条腿,地上有四五个烟头。我对她笑了笑。后来,她对我说,那天我笑得很难看,夹着香烟的手指在发抖,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说,我就怕你身后还站着个小毕,结果没看见小毕,他妈的,你不能明白我有多激动。我毕竟才二十岁,这还是虚岁,其实是十九。白蓝说:难怪你那天的样子好像犯了心脏病。

白蓝说,以后不要在医务室抽烟。我点点头,把手里的烟头嗖地弹到窗外。我问她好点了没有。她看了看我,忽然愤怒地说:好个屁,你看我的头发,都被她抓下来了一绺。她低下头给我看。我说还好,抓得比较散,所以没有秃斑,以前拷问犯人才是真的一小撮一小撮地揪头发,脑袋上会留下黄豆大的秃斑,很难看。打架的时候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。白蓝说:她竟然抓我的头发,这个泼妇。我说:亏得你咬了她一口,真是应了那句话,兔子急了也咬人。白蓝说:你还说呢,你看你平时凶巴巴的,好像一条小狼狗,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也不帮我一把,好歹你可以掐住她脖子吧。我听了就笑,说:她又没咬你,我凭什么掐她脖子呀。

那时候白蓝对我的评价就是:路小路的体质属于傻粗型的,骑三轮没问题,脑袋撞在水泵上也没问题,但反应比较慢,不够迅速。这种体质的人只适合做人盾、强劳力、粗使丫环。凡是需要用大脑和小脑来解决的问题,路小路都不能胜任,纯粹就是一个肌肉坨子。我问她什么是人盾,她说是保镖的一种,专门用来挡子弹的,其实路小路连人盾都不如,基本上是人桩。我听了这种评价,或者说是鉴定,心里很不高兴。我说:

“既然如此,我替你去把王陶福的老婆拍了。”

“拍什么?”

“拍砖头啊!”

白蓝说不用去拍了,王陶福的老婆被她咬得很惨,另一方面又导致了阿芳跳楼,目前还在保卫科哭呢。保卫科的人也不喜欢老虎,平时找不到机会整她,这回逮住了,威胁要送她去拘留。这个老虎非常狡猾,她说自己根本不是去吓唬阿芳的,而是去探望她,要不是白蓝揪住自己,阿芳绝对不会跳下去。照这么说下去,事情的性质就变了,阿芳是失足坠楼,白蓝和老虎是女流氓斗殴。我说:“我能作证,老虎说要挖了阿芳的那个。”白蓝说省省吧,早就有人自告奋勇去作证了,这么高尚的事情轮不到我。

我对白蓝说,老虎我就不去拍了,我从来没拍过女人,即使黑脸歪嘴的也没拍过。但是,我一定会为了她去拍某一个人,这是迟早的事情,以洗刷人盾和人桩的耻辱。

她说:“拍谁呢?”

我说:“谁敢惹你,我就拍谁。”她听了就笑,在有趣与嘲笑之间摇摆着。

关于小毕的事情,我始终没有问她。后来,过了很久,我想起这事,又旧话重提。她说小毕主要是想安慰安慰她,另外对于自己副局长儿子的身份又解释了一下,别的就没什么了。我问她:“那天你们去了哪里?”白蓝说,就在河边走走。我就不再说什么了。有关那条河,在我的印象中是又黑又臭,沿着那种河散步,一点也不浪漫。但工人们还是喜欢蹲在河边,因为河里有船,船是会动的,人若是极度无聊,看见一点会动弹的东西也是好的。机器当然是纹丝不动,要动了就是炸了,云是会动的,但实在太缓慢,与之相比,看船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工人看船的时候也看到了白蓝和小毕,排除掉河水的脏和臭,这幕景象也算是浪漫的。工人回来就说,毕公子和白医生在谈恋爱,两个在河边散步呢。这种谣言传到科室里,有人说他们很般配,又有人说白医生手脚麻利,轻飘飘就把副局长的儿子擒入囊中。

这些流言蜚语传到我耳朵里,我当时是很平静的,一点都不嫉妒。嫉妒具有一种层次感,就是说,你只能去嫉妒那些和你差不多的人,我高中的时候曾经嫉妒过班长,因为老师喜欢他,但我决不至于去嫉妒一个重点高中的学生,因为不在一个层次上。我也不会去嫉妒那些长跑冠军,根本就不是一个笼里的鸟嘛。同理,我也嫉妒不了小毕,因为他是副局长的儿子。

白蓝也说过,我不能嫉妒小毕,充其量就是艳羡。后来我连艳羡也推翻了,我为了一个女的而去艳羡某个男的,这也太猥亵太弱智了。我向白蓝声明,应该是小毕嫉妒我、艳羡我才对,但他没有这么做,所以我觉得有点不爽。妈的,我一个钳工,把自己的感情搞得那么细腻,我脑子有病啊?

我一度以为白医生会跟小毕谈恋爱,可是,一个月以后,别人告诉我小毕新找了个女朋友,是市委某个领导的女儿,白医生彻底没戏。工人们很兴奋,把白蓝当成秦香莲,等着她也去爬烟囱,可惜白医生非常无所谓,这件事让所有人都很失望,除了我。

九二年秋天,一切都乱糟糟的,有时很闹,有时很寂寞。我脸上长了些青春痘,那玩意高一的时候长过,后来退了下去,这时又长了出来。我还经常觉得喉咙痛,因为身体火烧火燎,于是感到身边的世界也是火烧火燎的。我妈去看病的时候顺带把我也捎上,让老中医给我把把脉,老中医说我是什么肺胃过热,我以为是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都出了毛病,后来他说不是的,喷点西瓜霜就好了。我想我是永远也搞不明白中医了。

初冬的时候,计生办贴了张通告在食堂门口,写着“未上环的女工速去医务室上环”。这通告是一张粉红色宣传纸,有窗户那么大,贴在食堂门口,人人得而见之。女工一看,就知道是什么意思,低着头走过去了。看不懂的是一伙男工,他们围着通告咬文嚼字,未上环的女工都要上环,那么处女也没上环,难道也要去给她们上环吗?正好计生办的人叼着包子走过,被男工揪住,请他解释一下处女上环的问题。这人觉得,工人虽然粗鲁,在某些方面还是很有想法的,就把通告揭下来。第二天食堂门口出现了一张粉绿色的宣传纸,上面写着“未上环的已婚女工速去医务室上环”。工人们继续围观,把这人又拦了下来,问:“难道我们厂里的未婚女工都上了环?现在轮到已婚女工上环?”计生办的人也傻了眼,一个管计划生育的,搞得像是研究逻辑学的。

其实,正确的做法,应该是对着工人师傅哈哈大笑,然后说:“回去问你妈吧。”这才是工厂应有的逻辑。

上环工作一旦开始,我就不能去小红楼了,连楼底下都不能站。那里进进出出的全是老阿姨,别看老阿姨平时很随便,上环的时候特别严肃,一不许看,二不许问。男工也很自觉,照迷信的说法,女性身上的某部分器官代表着厄运,工人阶级觉悟高,除非是变态,没有人愿意去随便看这个玩意。

上环的时候见不到白蓝,但我还得上班。我每天跟锈螺丝较劲,以前读书的时候,老师说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,真进了工厂才知道,这世界上哪有不生锈的螺丝啊?恰恰相反,所有的螺丝都是生锈的。干这个活,唯一的好处是使我的肌肉越来越发达。我进厂之前挺瘦的,后来做钳工,一顿中饭吃六个大包子,吃完就去泵房,把包子转换成卡路里,施加于螺丝之上。这么干能不变成一个壮汉吗?

有关为白蓝拍人的事,其实还值得补充几件。

我曾经和她在街上走,遇到歪卵。那天是深夜了,在戴城一家电影院门口,歪卵师傅戴着一顶呢绒鸭舌帽,穿着黑大衣,还戴着一副黑框眼镜。他把大衣领子竖起来,这样就使他的歪头看起来不那么歪。说真的,要不是有几个人在打他,我根本就不能认出这是歪卵师傅。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打扮成这样,你可以把歪卵想象成一个异装癖,一个露阴癖,但绝对想不到他会这么酷地出现在深夜的电影院门口。

歪卵师傅被打得很难看,打人的是老流氓。小流氓打人喜欢打脸,老流氓是往身上踹,脸上一点血都不会有。四个人围着歪卵,把手抄在裤兜里,来来回回地踹他,把他当成是个足球。这种取乐式的打法,一般不会伤人,但完全不把对方的实力当回事,伤的是自尊心。这也就是歪卵,换成是我师姐,早就把四个###都咬下来了。

后来我和白蓝去救人。我仗着力气大,先拽开一个,那位手还抄在裤兜里,趔趄了一下。趁着这个机会,歪卵师傅嗖的一下就跑了,我也想不到一个开刨床的歪头竟然能跑那么快,眨眼之间就消失在夜幕中。那四个人也很惊奇,本来是在欺负一个小个子的歪头,忽然歪头变成了壮汉,就是孙悟空变身也不可能这么快。第二天我还特地就此事去问歪卵,他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工作服蜷缩在刨床后面,拒不承认有这件事,别的师傅也说不可能,穿风衣戴眼镜的歪卵,这简直是个神话。我越发不信,要扒他的裤子,看看他屁股上有没有青紫。歪卵跳起来,也是这么嗖地跑掉了。我这才发现,作为钳工班的文工团,短跑乃是歪卵师傅的绝技,经常在关键时刻使他逃脱危险。

那天我就惨了,本来是见义勇为,结果受害者跑了,如果打架那就是流氓斗殴。我还在犹豫,到底是该拖着白蓝狂跑,还是让白蓝先跑,我留下来死扛。后来觉得手上多了样东西,一看,是一块砖,黑乎乎的粘着泥巴,是白蓝把它递到我手里。我心里又激动又无奈,这时她冲我眨眨眼睛。

那四个人之中,有一个高大的长头发对我说:“你好像是路霸的弟弟吧?”路霸是我堂哥的绰号,他像我这么大的时候,一直在电影院一带混迹。我立刻就承认自己是路霸的弟弟。长头发说:“嘿,你小时候我带你去收过保护费的,你还记得吗?”我说我不记得了,好几年前的事了。长头发说:“好几年不见,你变化太大啦。”这话就奇怪了,既然变化太大,怎么又把我认了出来?长头发接着说:“你现在长得跟路霸一模一样啦。”

那次我手里拎了砖头,最后谁也没拍,白蓝又笑了很久。她还问我,路霸是你哥哥吗。我说是堂哥,绰号路霸,不是抢中巴车的那种车匪路霸,而是因为他和我一样,也姓路,这个绰号从他中学时代就喊起了。白蓝说,你也算家学渊源。我说这叫什么话,难道我们家是流氓之家?流氓不是天生的,你说爱因斯坦和牛顿是天生的,我姑且相信,但流氓不是天生的。白蓝就说:我没说你是天生的,我只是说家学渊源,你不爱听就算了,当我没说。

后来她又问我:“怎么样?砖头递得及时吗?”

我说这简直没章法,那块砖不是红砖,是黑砖,本身很薄,日晒雨淋的捏在手里都发酥,这种砖连鸡都拍不死。白蓝说,没办法,电影院门口,能找到一块砖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我又说,这种时候,明明应该拔腿就跑的,递一块砖上来,简直是添乱。她就笑嘻嘻地说:“你可以一边逃一边扔砖头啊。”我根本没法跟她讨论这种问题,只说她心血来潮,会把人害死。

九三年春天我也四处找砖头,要拍食堂里的吴主任。那天中午,食堂里的东西不新鲜,吃得到处都是拉稀的人。我们厂的食堂有规矩,干部是十一点半吃午饭,工人是十二点吃午饭,干部餐比较丰盛,轮到工人就全是些残羹冷菜。这事情让工人很不爽,职工代表大会上拍桌子骂娘,后勤部就去找食堂,说能不能统一吃饭,免得工人造反。食堂的吴主任说,这可不行,工人干部一起吃饭,食堂的人手不够。有一阵子就改成工人先吃饭,干部后吃饭,结果端上来的米饭全是夹生的,肉丸子掰开一看,里面粉红色的都没熟。工人就急了,又在职代会上骂娘。吴主任说,这没办法,工人的数量是干部的十倍,工人先吃饭,食堂还是来不及做。

我们恨吴主任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,我也搞不清一个食堂的头头,怎么就成了主任。常识告诉我,带主任的都不能打,车间主任,班主任,主任医师。这口气憋了很久。

那年春天的食物中毒,局限在工人范围内,干部绝大多数都好好的。说是食物中毒,其实也都不是很严重,呕吐昏迷抽搐的基本没有,但个个都拉稀。工人们都气疯了,一是因为干部都安然无恙,倒霉的全是工人,二是因为很多工人都没有拉在厕所里,而是拉在了裤子上。

出了这事,人人都想到白医生。我那时候经常表扬她,你不是白蓝,你是白求恩。我跑到医务室,里面围满了人,都在领药。等到人群稍稍散去,我进去跟她打招呼,她顺手塞给我一包黄连素,还说:“从卫生所紧急调来的药,记得多喝水,发生呕吐就立刻告诉我。”

我说:“我没事啊。”

白蓝很诧异地问我:“你没在食堂吃饭?”

“吃了。我中午就吃了三两面。”

“噢,面没有问题,问题都在荤菜上。”她说,“帮我个忙,把这几个药箱子搬过去。”我替她搬箱子的工夫,又蹿进来七八个人,找她配药,拿到药以后就倏忽消失了,动作轻快得跟鬼魅一样。我说这家伙有点像闹霍乱啊。白蓝说:“你见过霍乱吗?你别在这里添乱了。”

我被她撵出来之后,在厂区闲逛,厂里基本处于停产的状态,到处都是提着裤子狂奔的人,有人跑着跑着就蹲了下来,说哎哟哎哟不行了出来了。后来我去尿尿,发现厕所里挤满了人,个个呲牙咧嘴。化工厂的厕所就那么几个,集体拉稀的时候根本应付不过来。我看了这情景,只能掉头往回走,跑到办公大楼的厕所门口,里面照样满满登登,全是工人师傅。我只能跑到大楼后面的小夹弄去尿尿,迎头撞上倒B。倒B也来这里尿尿,办完了事,正往回走。倒B说:“路小路,不许在这里拉屎。”我说:“去你妈的,老子是小便。”倒B狐疑地问:“工人都在拉稀,你小便?”我就当着他的面把裤子拉链拉开,一边尿,一边说:“走远点,尿你逼脚上。”

食物中毒事件之后,厂里没有任何交待。有一天,白蓝跑到厂办去破口大骂,厂办的人也无可奈何,他们也不明白一个小厂医为什么搞得这么激动,好像联合国难民署的。白蓝说,这么大面积的食物中毒,为什么不处理姓吴的。厂办的人想了想说,以前没这个惯例,以前也有集体拉稀,吃点黄连素就好了。白蓝纠正说,这不是集体拉稀,是集体食物中毒。厂办的人说,我们这里都叫集体拉稀,不稀奇的,食物中毒听起来太严肃了,影响不好。

厂办的人还告诉白蓝,吴主任没什么文化,也不大知道食品卫生,你去他家看看就知道了,小孩脸上全是蛔虫斑。但是,吴主任是厂长的大舅子,处理他很困难。吴主任本人也是这起事件的受害者,他也吃拉稀了,这说明他不是故意投毒。既然不是故意的,那就没有处理他的必要,不就是几斤变质的猪肉吗。白蓝听了这话,就在厂办砸热水瓶,一个两个三个,一共砸了三个。厂办的人静静地看着她把热水瓶砸光,对她说:“小白啊,气也撒了,人也骂了,回去工作吧。”她没辙,只好灰头土脸地回来了。

那时候我对白蓝说:“你真牛,敢砸厂办的热水瓶。”

她说:“而且砸了三个。”

我说:“你就是送我三个热水瓶,我也不敢拿到厂办去砸。”

她气呼呼地说:“你和我不一样,你学徒工。我怕什么?我不是白求恩吗?”

事实上,尽管她砸了厂办的热水瓶,吴主任还是好好的,只有食堂里负责采购的师傅被调走了,去糖精车间去做操作工。我们厂里很古怪,犯了事的都会被送去造糖精,好像古时候的充军发配。我对白蓝说,到此为止吧,你要想顺藤摸瓜,那就摸到厂长的瓜上,那样的话,你也差不多可以去做操作工了。白蓝说,全是体制问题,搞不好了。

我那时候搞不清什么叫体制问题,说实话,现在也搞不清。我在电视上看经济学家讨论体制问题,争来争去,说的是一个厂到底应该归个人还是归集体,###,它爱归谁就归谁。假如一个厂老是让工人拉着稀去上班,这个体制就不怎么样,反之,则还有一点可信度。我对白蓝说,其实你去找小毕,让他跟他爸爸说一声,比你砸一百个热水瓶都管用。白蓝瞪着眼睛说:“你是不是一天不说小毕就浑身难受?”

我说:“那么还有一种办法,我去把吴主任拍了。”

白蓝说:“你拍他,于事无补。”

我向她解释说,其实工人并不在乎食物中毒,只要吃不死,就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工人在乎的是拉稀本身这件事。化工厂里的工人都是被毒气熏得半死不活的,干活也好,性交也好,全凭一口气撑着,这口气要是漏了,人就完蛋了。我自己做钳工的,我很清楚,自己不是史泰龙,而是举着饼干的蚂蚁,一个力大无穷同时又极其脆弱的微小生物。谁要让工人拉稀,谁就是把他们肛门上的塞子拔了下来,泄了气的工人等于是废物一个。干这种坏事的人,就是工贼,就是破坏分子,就是反革命。我不拍他还能拍谁?

白蓝说:“你就乱扣帽子吧,你知道什么叫工贼反革命?”她让我不要管这个事情,拍吴主任是错误的,这又不是私仇。我说:“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明白,公仇私仇还不是一样?”我想到一个词,叫做公报私仇,假如我去替白蓝拍了吴主任,那就应该倒过来,叫私报公仇。

那几天我在秘密筹划着拍吴主任。既然是给他颜色看,那就不能把他拍死,拍死了那就轮到我看颜色了。其次也不能拍轻了,让他以为我在他脑袋上抹灰。我小的时候,我堂哥有个女朋友,她很美,唯一的缺点就是颧骨有点高,这让她看起来像个女煞星。她陪着我堂哥出生入死,打遍北环区无敌手。她很喜欢我,让我叫她嫂子。我嫂子那时候教我怎么拍人,说起来也简单,就是趁没人的时候揣一块砖头,悄悄跟在人家后面,蹑手蹑脚走近,然后迅速把砖头平拍在此人头顶上。据她说,拍后脑勺是会弄死人的,拍头顶最多脑震荡。对方捂着脑袋倒下的时候,你就朝前或者朝左右方向飞奔而逃,最好不要往回跑,因为被拍的人挨了突袭,会本能地向后看,你要是往后逃,就会被他看见背影。

我嫂子说,其实看见背影也没什么了不起,但是小路那么帅的背影,就会被人认出来。此话乃是我嫂子的原话,不是我吹嘘自己帅。

我打算为白蓝出口恶气,好几天都在观察吴主任的行动路线,我是青工,不能公然拍主任,那会使厂里所有的主任感到愤怒。不料这事情出了岔子,有一天下午,工厂里很安静,吴主任在宿舍区走过,正好几个锅炉房的师傅坐在那里。食物中毒期间,锅炉房的师傅也拉稀,他们拉稀的时候挤不进厕所,只能在煤堆里拉,虽然这很方便,但是世界上没有人天生喜欢在煤堆里拉稀。况且拉出来的稀,还得由他们自己铲到锅炉里去。锅炉房的师傅看见吴主任,气不打一处来,也没说话,也没吓唬他,就地捡了块砖头拍花了他的脑袋。吴主任一头鲜血,栽倒在地。

拍完他之后,四周静静的,也没人围观。师傅们一想,把他撂在地上恐怕要出人命,就架着他去医务室去包扎。这种气度,真不是我能学得像的。

那天,白蓝看见几个膀大腰粗的大汉架着个血人进来,走近一看,是吴主任。白蓝立刻喊了起来:“路小路呢?他躲哪里去了?”

锅炉房的师傅们认得我,说:“没见到他啊。”

白蓝问:“他把人打成这样,跑了吗?”

师傅们说:“哦,不是他打的,是我们打的。”

事过之后,我为自己没有抢到先手而后悔,我对白蓝解释说,不是我下手慢,实在是锅炉房的师傅太牛逼,他们是死猪不怕开水烫,说动手就动手,一点前戏都没有的。我不行,我是学徒,不能公然拍人。

白蓝说我:路小路,你就像个暴民,不知道你中年以后会怎么样。我从她那里学了很多新名词,暴民是其中之一。我对她说,我无所谓,反正我才二十岁,以后有的是机会洗心革面,但在我二十岁的时候,能想得出来的也就是拿砖头去拍人。脑袋硬的人有权这么想,像你白蓝这样,跑到厂办去瞎嚷嚷,砸热水瓶,最后还不是悻悻而归?

她说:“你就是个暴民,自己都承认了。”

我说:“省省吧,半斤八两,你还咬人呢,你还砸热水瓶呢。我抄一块板砖就算暴民?”

白蓝说:“你一辈子就靠砖头去过日子吧,你读大学,你结婚,都揣着块砖头去吧。”

我曾经笑话她,没见过大世面,拍个砖头就大惊小怪的,流氓打群架的场面我都见过。白蓝森然地说:“你见过什么大场面,你那点场面算个屁,见过坦克和机枪吗?我可都见过。”我听了这话吓了一跳,再问下去,她就什么都不肯说了。

那阵子我和白蓝吵吵闹闹的,我在充满噪音的地方,而白蓝的医务室则像停尸房一样安静,这两种地方都会让人的脾气变得很糟糕,前者是狂躁症,后者是忧郁症,但有时候我又觉得是反过来的,我是忧郁的,她是狂躁的。她对我的暴民倾向很不满,声称不会再给我递砖头,还说我不是小狼狗,而是小疯狗。这个我不能接受,疯狗见人就咬,我至少还是有点立场的。

吴主任被拍伤以后,食堂的伙食一下子好了起来,肉丸子比以前大了一圈,饭里也没有石子了,青菜里也找不到虫子了。工人的伙食接近于干部餐的水准。我心想,吴主任,不打你还真不行,打了你,午饭的质量立刻提高,你他妈这不是找打吗?你这不是诱惑我们做暴民吗?当然,上述的想法,我都没有告诉白蓝,我心里知道暴民不是什么好东西,我的问题是,不做暴民,究竟该去做什么,究竟该洗心革面成为什么样的人,这些都找不到答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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